刘世遵：从经济层面看中国民主前景

刘世遵：从经济层面看中国民主前景

一，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1，放开开放政策的实行：先谈放开，建国初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消灭了私有经济，人民普遍丧失了经济自由，被捆绑在公有制的战车之上。大锅饭和普遍贫穷成为当时人民的基本写照。
随着改革开放，尽管这一过程用时颇长，但还是使那些长期被束缚在公有制体制下的人们，在经济领域有了相对的自由，用以合法地追求财富和人生幸福。而这种因体制进步，放开束缚而获得的经济自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农村，同样的土地，放开前，人们吃不饱，放开后，吃不了，这是不同制度产生不同结果的很好例证。

再谈开放，实质是对外开放，打破了原有的闭关锁国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使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2，人口红利：三十年来，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大量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

3，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机遇及加入WTO的助推：经济全球化是以科技进步为阶梯，以自由贸易思想和相关机制的建立为助力，以提升经济竞争力和获取全球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现象。一旦一国开放贸易，其贸易品价格就被视为世界市场的价格，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使中国在国际市场拥有比较优势，继而成为出口大国，“世界工厂”。

另外，以防止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公开，公平，公正的自由国际贸易为宗旨的政府间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世界贸易体制奠定了法律和组织基础，使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得以深入。中国加入了该组织，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助力。

4，三大产业的集中爆发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汽车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在过去的15年里集中爆发，各年龄层同时集中购买，由于这三大产业均为龙头产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

5，股票，期货市场的助力：股票市场主要为企业融资提供渠道，期货市场主要为企业有预期的销售提供渠道。中国股市不管是从最初为摇摇欲坠的国企“脱困输血”，还是到目前“包装上市”圈钱，毕竟使大批骨干企业摆脱了生存危机和发展瓶颈，助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6，投资：三十年来，中国走了一条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的道路。仅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就进行了4万亿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2011年中国地方债务余额107174亿元，（已超过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市政建设和交通运输，地方官员为了升迁，还要建设大量的正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

二，上述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些已经或即将消失，有些将会弱化：

1，人口红利已经弱化，并将最终消失。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改变，目前，即使较偏僻的农村，也几乎没有几个青壮年在家乡务农，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妇女，“用工荒”客观存在。

2，国际贸易和时间，将会使国家间不同生产要素的利润，即地租，工资率，利润逐步趋同，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但在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间，这一趋势则是明显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弱化。另外，由于世界需求的有限性，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也是有限的，事实上一些制造商已逐步将业务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等国。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出口增长将会弱化。

3，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汽车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高潮期已过，不会再现不同年龄层同时购买的景象。对于房地产业，正陷于两难境地，放任发展，将吸引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房价高起，普通民众无力购房，泡沫破裂可能引起金融危机。同时，高房价成为吸金王，拿空购房者的储蓄，还要预支20年的收入用于还贷，本来因经济增长而产生大量中产阶级的财富，却变成了钢筋水泥。
而要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就会失去活力，丧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4，中国股市建立的最直接动力就是为国企“脱困输血”，那些大量机制落后，效益低下的国企见到了救命稻草，纷纷包装上市，将百姓天量储蓄变为无需还本付息的资本金，这就塑造了中国股市重投资，轻回报的天性，使市场快速扩容，日均一家企业上市。美国股市用了约200年，才发行了3000家股票，而中国仅用了20多年，就上市了近2600家股票，加上再融资，大小非套现等对股市的长期抽血，使股市长期低迷不起，熊冠全球。尽管经济在高速增长，上证指数仍在10年前的点位。2011年，中国股民人均亏损4万元，这种杀鸡取卵的融资方式，使韭菜姑娘买了套，套了割，最终淡出股市。当人们对股市彻底失去信心，股市就将丧失融资功能。

5，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严重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也就是说，它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对于基础设施投资也不是无限的，那些有价值，有效益的项目基本完工或在建，而再开工的项目，边际效益将越来越低，有些将会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比如，西部地区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1亿元以上，建成后车流量少，收费比东部还低，而每年保养费十分巨大，三、五年还要大修，对于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负担，劳民伤财。
另外，由于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债务负担，其新的投资积极性也面临考验。

三，面对以上问题，中国政府提出新战略：

1，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期望以此担负突围使命。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些产业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发明和创新，离不开技术进步。然而，三十年来，中国产业上的技术进步，多大是在与外资的合作中引进的，在整体上，缺乏科技创新能力。
发明创造需要人才，要有人才，制度是关键：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就不能培养好的人才，也没法留住好的人才，更没法吸引外国人才。也正因此，在科技方面，中国始终属于追赶型发展，而非像欧美等国那样属于创新型发展。

2，在城镇化上做文章，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即可增加投资，又可拉动消费。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城镇化的关键是什么？一是让农民工在城里有房子住，留得下来；二是让农民工在城里有平等的市民身份，有合理的社会保障，活得下去。但是，对于前者，在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下，尤其是缺少制度驱动力的条件下，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很难有较大期望；对于后者，中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仅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农民工及其家属很难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很难在城镇扎根。

要想改变现状，唯一的出路是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一是把人民变选民，让官员有求于民，有为民办事的直接动力，同时，也就没必要再搞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可节省大量资金；二是改变目前的吃饭财政，淘汰臃员，改变预算结构，增加社保预算。否则，如果还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用卖地换钱的方法，只能取得一时之利，它将透支中国未来发展与土地安全。

 

以上说明：不管是搞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搞城镇化，都需要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

 

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探讨：

 

1，腐败：在经济领域，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力，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蔓延。差价盈利模式就是其典型例子，除了“名正言顺”获得评价资源（土地、低息贷款、有关大项目采购等）的垄断之外，争取跻身权贵阶层，与权贵结盟，向权贵靠拢，便形成景观。权钱交易成为习惯，正当经营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也造成道德层面的滑坡。在官场上的腐败就更卑鄙了，买官卖官，溜须拍马，大搞政绩工程等。腐败是一种额外的税收，只是它不上缴国库，它既增加人们的经济负担，又败坏社会道德和民风，极大地削弱国家实力。

 

根治腐败的途径：一是让权力真正来自人民；二是让权力得到制衡和有效监督。

 

2，汹涌的移民潮：由于体制、教育、环境以及规避风险等因素，使得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思顾问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1》透露：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以上的富人，近60%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办理，资产1亿以上的富人，74%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另外，存在大量裸官，其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并转移大量财产。

 

分析移民的原因：除去正常的移民外，一是贪官及其亲属转移财产，畏罪外逃；二是对现有体制、环境不满，对未来没有信心；三是一些拥有原罪的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包括国企改制期间的，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家，在目前运动式和选择式执法环境下被迫结交权力而留下罪证。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大规模的移民潮造成了财富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以及人才流失。

企业家们在获得财富自由之后，会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使其获得应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还有政治体制。

 

扭转办法：建设一种好的政治体制，减少和杜绝腐败，使官员和企业家都能在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环境中生存，同时，因为有好的政治制度，人们对祖国充满信心和热爱。

 

3，土地问题：中国的放开开放政策是从土地政策的改变开始的，三十多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提升，中国的农村已发生了本质改变。一方面，青壮年农民大批离开了土地，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不管是重新返乡的农民工，还是固守乡村的老弱农民，在现有条件下，土地是他们的最后生命保障线。

 

在农村缺少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大多数农民依然贫困，谈不上消费；同时，在现有土地政策下，一家一户缺少规模经营的条件下，科技进步，营销水平很难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美国1/90，不到日本、法国的1/100。

 

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减少返乡率；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进一步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同时，改变土地产权制度，使土地加速集中，这样，即可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弱化城乡差别，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二战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土地分散耕种，再集中的过程。比如，法国 ，中国台湾等。

 

4，贫富两极分化，消费不振：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拥有资源（包括权力）的人轻松致富；另一方面，不重视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二者再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腐败和分配失衡造成贫富差距，在欧洲，政府财政的大约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是30%，而中国是15%。

30年来，中国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而百姓收入仅增长了约19倍。以2007年为例，用税费供养的党政事业单位工资为29425亿元，加上其他支出共计375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9.95%，而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仅占12%，这个比例在日本为54.18%，美国为58.31，德国为53.34%，英国为55.27 %。（以上数字来自陈行之先生的《中国富贵阶层纷纷移民海外背后》）

 

在普通民众收入有限，再加上高房价吸金王的作用下，中国的消费不振就可以解释了。

 

5，台海分治：因分治使两岸均消耗大量外交、国防以及内政方面的资源。台海分治是中华民族真正富强昂居世界的障碍。

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完成台海统一，是中华民族走上自由，民主，统一，强盛的一个契机。它将把整个中华民族带进一个新天地。在统一过程中，所有对对方的让步和妥协，都是对骨肉同胞自己的让步和妥协。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完成统一，只会给双方带来根本上，和整体上的好处，（台湾已有的不会因统一而失去），并且，避免麻烦和潜在的危险，

 

台海的统一不仅会为中华民族增添幸福感，还会为其他问题的解决打开大门。

 

我注意到：俞可平先生在台湾时表示：“一中”原则下，民主可以谈。

 

五，结论：

 

1，在中国，追求财富和幸福之门已经打开，中国百姓的勤俭（高储蓄率)、勤劳和智慧，以及庞大的经济运行惯性，将是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

 

2，三十年来，一些助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已经或正在消失。包括人口红利，持续高增长的出口贸易，房地产、汽车、互联网为代表的电信业等龙头产业的集中爆发，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等。

 

3，新的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城镇化均需要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

 

4，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腐败问题，移民潮问题，土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台海统一问题等，均需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才能解决。

 

5，总之，若没有政治体制的质的进步，中国经济将会不断下移。

 

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财富迅速膨胀的年代，可以让革命家成为企业家，让一个潜在的革命者成为投资人。反之亦然。

 

几年前，我和辽宁朋友在春节祝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向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尊严和幸福而做出努力的人们拜年，祝福！这里的尊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在政通人和的体制下，人人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同时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从而产生的轻松自在，心气和顺的尊严，即使没有腰缠万贯，人们也会产生尊严和幸福感；另一方面，整个民族统一而强大，有能力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

 

                                  辽宁：刘世遵

 

                             2012,12,21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附：

刘世遵小传

角马俱乐部

2012年1月7日星期六

http://simli88.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6956.html

       刘世遵1963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85年考入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系。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广场学生代表，北京服装学院自治会主席；分别参加5月14日夜，首次讨论戈尔巴乔夫访华是否撤离广场，由王丹、王超华、王志新、张伯笠、柴玲等主持的学生代表会议。在广场期间，刘世遵与温杰老师一起，联合北京近20所高校，在柴玲主持会议期间提出建议，选举组建广场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此后，因为主客观原因，虽然没能实现选举，但还是产生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六四”镇压后，被隔离审查半年，取消毕业分配资格。１９９１年５月，刘世遵应聘日本独资企业，任生产科长，同年９月派往日本研修，１９９２年５月回国。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辞职创办私营企业，1997年始，因主动到北京义务协助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秘密组建反对党而毅然弃业从政。此期间，还就读辽宁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题研究生。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期间，刘世遵担任北京天津地区党部秘书长；在辽宁期间，提议召开辽宁民主党人第一次会议，并被确定为召集人之一。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捕当日，刘世遵当即决定与王泽臣分工，由王泽臣负责联系全国联名抗议，刘世遵负责组建律师团，在律师团即将完成组建之时，于1998年12月5日，被大连警方实行异地监视居住（后改为在家执行）长达六个月；此后，被正式逮捕，判刑六年。于2005年刑满释放。现住大连开发区，0411---87329255, 13591818919

（徐文立略有修改补充-2012.12.30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