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跃获第13届“中国青年人权奖”

刘飞跃获第13届“中国青年人权奖”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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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届中国青年人权奖颁奖词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

│　◆“中国青年人权奖”简介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

│　◆刘飞跃个人简介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

│　◆致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的答谢词　　　　　　　刘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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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中国青年人权奖颁奖词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经过由国内“89一代”部分学生和前“中国青年人权奖”得主组成的

推荐委员会正式提名，由流亡海外的“89一代”学生集体投票评选，

决定将2013年“中国青年人奖”授予《民生观察》网站主编，中国民

主党党员，民权活动家刘飞跃先生。

刘飞跃，1970年2月5日出生，湖北省随州市人，曾为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东关学校教师，现为《民生观察》网站主编，民生观察工作室负

责人。

1989年发生在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波及湖北随州，让当时还是

高三学生的刘飞跃开始了解并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理念。

“6．4”的枪声，击碎了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梦想，却将渴望自由的种

子，撒在象刘飞跃一样89后新一代学子的心田。在接下来的24年中，

刘飞跃先生用全部的青春时光，对民主、自由、人权和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在中国的操作和运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他曾参

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成为七名创始人之一；他曾系统地

提出了“非暴力维权”的概念，并用实际行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

做起，开展拒绝订阅党报的非暴力抗争活动；他曾历时近半年，走上

街头，针对老百姓看不起病，生命健康权失去保障，公开征集了500

多位民众签名，被大陆报刊称为民间维护生命健康权第一人；他曾组

织同伴一起通过对湖北省16个县市区的民办教师的问题进行调查，撰

写了一份《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告》，为各地民师进京上访维权提

供重要依据，其报告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各省民办教师中广为

流传。

互联网的兴起，为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工作室提供了更广阔的舞

台。从2005年创办至今，大多数由《民生观察》网站首发或独家发布

的维权信息和人权案件已达万篇。报道的主要对象是维权访民、失业

工人、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下岗教师（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异

议人士、维权人士等。报道地域覆盖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区。其

中一些报道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决策，如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失地

农民土地补偿标准获提高、湖北省广水市马坪填污染化工厂在报道后

被关闭等。除了维权报道外，民生观察工作室还致力于向专业化发

展，针对被精神病问题、维稳体制、征地拆迁、民办教师问题开展了

专题性工作。并发布《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月报和《中国维稳与监

控》，并创造性地推出中国拆迁征地暴力指数维稳与监控指数，让各

地暴力强拆的官员和跟踪监视的维稳国保坐卧不安。

由于刘飞跃先生的上述工作，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对刘飞跃实施了长年

累月的跟踪、搔扰，监控等维稳措施，并有多次殴打、无任何法律手

续的非法拘禁。但刘飞跃先生无惧恐吓和打压，用非暴力抗争帮助普

通公民和弱势群体维权的初衷未改。

“中国青年人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刘飞跃先生将非暴力不合作的理

念与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践相结合，为冲破党禁、争取言论自由，尤

其是捍卫民权，多年来坚持不懈、贡献卓著。在当今中国民间公民意

识觉醒，各地民众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刘飞跃先生在多项民

权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和尝试为中国未来的民间抗争树立了非暴力不合

作的典范，是当代中国青年，教师和知识分子当之无愧的楷模。

“中国青年人奖”评奖委员会也呼吁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认清民主、自

由、人权的世界潮流，放弃以一切普世价值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敌

的中世纪思维，停止用“三个自信”“七不讲”这样的阿Ｑ语言作为

执政方针，向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和近邻缅甸军政府学习，以对中华民

族的先人和子孙万代负责的精神开放党禁，释放一切被关押的良心

犯，允许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回国，并以回应“天安门母亲”由民间

组织独立调查六四惨案，追究屠城责任人为起点，启动政治改革，实

行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让普通的中国人过上有自由，尊严和富足

的生活。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召集人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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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人权奖”简介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中国青年人权奖”是在2001年由王丹等流亡海外的89学生倡议设立

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当今中国的年轻一代秉承89理想，为中国的民

主、自由、人权而继续努力。至今已经办了13届。前12届，得奖者分

别是杨子立、李海、刘荻、欧阳懿、师涛，黄琦，孙不二（文炎）、

王千源、刘贤斌、吴义龙、陈卫和何培蓉（网名珍珠）女士。中国青

年人权奖从今年开始，由国内“89一代”部分学生和前“中国青年人

权奖”得主组成的推荐委员会参与候选人的提名和推荐，以期这份奖

项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热诚欢迎各界人士对中国青年人权奖

提供意见、建议与帮助。

有意联系者请发电子邮件到以下地址：bajiuyid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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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跃个人简介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

刘飞跃，1970年2月5日出生，湖北省随州市人，曾为湖北省随州市曾

都区东关学校教师，是知名维权人士，非暴力主义者，中国民主党成

员。

1989年学潮期间，当时还是一名高三学生的刘飞跃围观、声援了随州

职业大学学生静坐请愿的活动。从此，刘飞跃开始了解并接受了民

主、自由、人权等现代理念。

1996年底，因撰写并向美国之音寄送《中南海是中国腐败泛滥的根

源》一文，刘飞跃遭随州市当局抓捕，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在派出所

关押了半个月。

1998年结识中国民运先驱秦永敏后，刘飞跃多次参与了国内异议人士

联署签名活动，向中国政府、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成为

七名创始人之一。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遭到严酷镇压后，刘飞跃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运

动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随后发表了《论非暴力原则》、《非暴力斗争

的可行性》、《六四与非暴力》、《两种非暴力》、《非暴力维权之

老百姓打官司有用吗？》、《高压下的非暴力运动》、《非暴力之声

──杨建利与做》、《非暴力之声──枪杆子与政权》、《非暴力之

声──民主与动乱》、《非暴力之声──我的民主党观》，《非暴力

之声──民主运动与国家分裂》、《非暴力维权的力量──写给广大

维权民众的话》等多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非暴力维权的概念”，

并用实际行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开展非暴力抗争活动。

2002年底至2003年初，针对中共当局强行扣除教师工资订阅党报《随

州日报》的行为，2003年1月5日刘飞跃致信全国人大并公开发表了

《关于我本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

呼吁制止这种公然扣除公民工资、超越法律、践踏人权的行为，并将

自己已被学校强订的2003年初的十余份《随州日报》退给了学校一名

副校长。这次非暴力不服从行动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局在一

年后竟主动告诉刘飞跃不用订《随州日报》了，刘飞跃至此一直未再

被强订此报。

2003年6月16日，联合其他五位人士发起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

“文化衫运动”，发表《无声的呐喊──大陆六位公民穿上文化衫要

求启动政治体制变革》，要求尊重人权、还政于民、厉行法治。

2003年下半年，刘飞跃历时近半年，走上街头，针对老百姓看不起

病，生命健康权失去保障，公开征集了500多位民众签名，2004年1月

26日将该签名信《543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降低药价维护生命健康

权》寄给了中国政府各部门并予以公开发表，抗议“看病贵”，要求

当局降低药价维护民众健康权。该行动披露后不仅国际上各大媒体进

行了关注，中国官方主流媒体《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山东

电视台等也进行了报道，广东的《新快报》更是称刘飞跃为民间维护

生命健康权第一人，并将刘飞跃评选为当年中国的维权风云人物。

从2005年起，刘飞跃关注并积极参与了民办教师的维权活动。2007年

5月，组织同伴一起历时半个多月，通过对湖北省16个县市区的民办

教师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一份《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

告》。此报告不仅得到了湖北省各地民办教师的认可和欢迎，还迅速

流传到湖北省其它许多地区和河南、湖南、四川等外省民师的手中，

并在国内外中文网站广为转发。各地民师进京上访时，总是带上这份

调查报告作为他们的重要依据，《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的

记者还为此专门电话采访了刘飞跃先生，无论在全国数百万〔注：

1977年全国农村民办教师总量达到491万人〕民办教师维权还是改进

政府决策解决民师历史遗留问题，都发挥了重大影响和作用。

2005年上半年，刘飞跃开始以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名义发布维权信息和

文章，2006年下半年创办《民生观察网》至今。《民生观察网》关注

报道的主要内容和对象是访民、失业工人、失地农民、被拆迁户、下

岗教师（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等。至今，

《民生观察》发布的维权信息和人权案件已达万篇，其中多数是首发

或独家稿件，报道地域涉及全国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区。一些报道还

产生了实质性效果，如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失地农民土地补偿标

准获提高、湖北省广水市马坪填污染化工厂在报道后被关闭等。最近

两年来，又开始编辑发布《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月报，并推出中国

拆迁征地暴力指数。

除了维权报道外，民生观察工作室还致力于向专业化发展。近年，民

生观察针对被精神病问题、维稳体制、征地拆迁、民办教师问题开展

了专题性工作。例如，2009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之际，民生观

察工作室开始建立中国精神病院受难者数据库，收录中国公民因人权

工作、宗教信仰、上访维权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施以精神迫害的案

例。目前这一数据库已收录了近千名受害者信息。2009年2月民生观

察工作室编辑出版了《中国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一书。2012年7

月，民生观察创办了《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对被精神病现象

进行深度关注。同时，民生观察近年来一直在开展探访“疯人院”活

动，已派出志愿者到湖南等地对多起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受害者进行

了实地探访、声援。民生观察的被精神病工作得到许多国际上主流媒

体关注报道。

对国内各地强拆征地问题，《民生观察》除了进行报道外，2011年7

月又开始编辑发布《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月报，每月定时发布当月

全国各地强拆及征地的情况。2012年3月《中国拆迁与征地观察》月

报开始推出中国拆迁征地暴力指数。

从2012年7月开始，《民生观察》开始编辑发布《监控与反监控动

态》月报（后更名为《中国维稳与监控动态》）。动态主要收集国内

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访民等受到各种跟踪监视、“喝

茶”、“被旅游”、被失踪等情况，抗争的就是国内越演越烈的维稳

体制。2012年9月，《中国维稳与监控动态》首次发布了“维稳与监

控指数”。

在公民行动方面，北大教授孙东东在2009年3月23日出版的第412期

《中国新闻周刊》中声称上访者99%是精神病，刘飞跃从朋友处获得

这个消息后，3月30日民生观察即发出征集签名信，抗议孙东东错误

言论。《民生观察》的签名行动进行不久即得到国内官方媒体的报

道，称“湖北一工作室”开展了这一行动。抗议孙东东事件因此迅速

形成并升温，成为当年国内一大公共事件，孙东东也被迫道歉。2009

年11月，《民生观察》又进行了要求废除深圳《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

行为的通知》的签名抗议行动。2010年12月，《民生观察》率先披露

了浙江上访村长钱云会被碾死案，并派志愿者赴乐清市参与了真相调

查活动。

由于刘飞跃先生的上述工作，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对刘飞跃实施了长年

累月的跟踪、搔扰，监控等维稳措施，并有多次殴打、无任何法律手

续的非法拘禁。就最近几个月的情况有：

　　◆为了保证中共当局完满开成一个“自大、自私、自闭”的十

　　　八，全国各地滥用公器对于维权人士、民主党人、上访群众进

　　　行了大规模的管控、截访。2012年11月7日日下午5点，刘飞跃

　　　被随州市国保人员从家中带走后，外界所有朋友不知其下落，

　　　他的手机被关机无法联系，形同“失踪”，直到2012年11月16

　　　日，也即日十八大结束一天后方被从软禁中释放回家。

　　◆2013年1月18日下午，也就是湖北省在当月的21日至29日召开

　　　两会的前三天，他再次被非法关扣起来，直到1月25日下午才

　　　被释放出来，一共被当局关扣了八天的时间。刘飞跃先生事后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被关押在湖北随州的一个宾馆内，由

　　　当地的国保，教育局的人员轮番看守，并将他们的通讯工具扣

　　　留，不让他们与外界联系，期间刘飞跃先生作出了绝食抗议。

　　◆2013年3月5日下午17时30分左右，全国两会开幕的第三天，刘

　　　飞跃先生又被当地国保警方从家中带走。关注事件的北京维权

　　　人士胡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当局到其家把他带

　　　走，目的就是要他禁声，阻止他接触任何揭露地方官员腐败问

　　　题的访民，阻截他们发声的渠道，禁止网络上有任何批评的言

　　　论，因为十八大，两会期间，就是当局侵犯人权最厉害的时

　　　刻”。期间，刘飞跃先是被看管在一个宾馆里，后被送到一个

　　　偏僻的山庄，直到3月17日下午才被“释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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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的答谢词

刘飞跃

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王丹先生：

我很荣幸获得第13届“中国青年人权奖”，这个奖项让我很激动。这

份激动首先来自我自己，因为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奖项，这是一份至

高荣誉。同时，这也是20多年来一直关注、支持我本人及《民生观

察》的朋友及有关方面的荣誉，因为正是他们的长期帮助和奉献使得

我们被外界认为做了一点事。更重要的是，这份荣誉我觉得是对所有

奋战在国内的人士的褒奖。身在国内的我一直深深体会到，褒奖、肯

定是多么地重要，因为这是对我们巨大的鼓舞，因为这是我们抗拒打

压、坚持不放弃的信心和力量，因为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行的动

力。

因六四所谓“敏感期”的来临，我于5月31日晚7点左右被湖北省随州

市当局开始软禁于随州市郊一山庄内，一直到6月5日上午才结束。六

四年年有，今年的六四是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的第一个六四，我

却是第一次因这个日子失去人身自由。这表明，国内的政治环境和人

权状况仍一如既往地恶劣与糟糕，甚至在恶化。这种恶劣与糟糕是时

下的“维稳体制”造成的。“维稳”是为了统治和利益，这都是命根

子，自然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与让步，于是“维稳”就越来越严密、越

来日常化、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维稳”并不可怕，和所有人士一样，我们不会退缩。民生观察的各

项工作还将继续，这里想重点和大家分亨下我们关于非暴力的信念。

我们认为，非暴力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与提高的体

现，是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核心战略，尽管有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从点滴做起、逐步前进、以柔克刚的非暴力行动的力量是强大的。

现在，《民生观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维稳体制下的抗争》的访

谈，我们相信再严密的铜墙铁壁也会有缝隙，只要我们肯动脑筋，只

要我们肯探索、敢实践，办法总比问题多。日常生活如此，人权民运

工作也如此。探索是无止境的。

我们将继续思考，我们将继续努力。

再次感谢各位的厚爱和鼓励。

刘飞跃

2013-06-06

〔文章来源：民主论坛〕

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4月13日）

   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4月13日）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每次我参加所有的会都没有参加炎黄春秋的会有激情。一开始包括杜叔叔还有很多同志都讲了在网上流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我也是看了这个讲话后心情非常沉重。目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我所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得来的，但网上的东西据说有真有假，但愿这是假的。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呢？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保留，甚至有的不同意。但是今年春节前习总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就不怕了，最多我说的也就是批评，连尖锐都说不上，算逆耳的真话吧。我想说，网上的中央同志对苏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苏联人民在危机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我想说如果苏共真是像它所承诺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政党。如果苏共是像在战争年代中表现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党垮台了，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苏联人民太没有眼力见儿了。这样好的政党垮台确实是值得很悲伤的，不但是苏联人民应该悲伤，我觉得全世界有是非观有正义感的人民都应该感到悲伤。但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1964年７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一文，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它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数据和生活数据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这就麻烦了。九评说的苏共不好，而且我记的还要打倒苏修呢，甚至还真开了战，缴获的T-62坦克今天还在军博摆着呢。九评可不是假的，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曾经为九评反修骄傲过，自豪过，认真努力学习过。我估计今天的领导，也不会忘记吧。

    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你要是再往下想，有几个问题就要搞清楚了。苏联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党，是不是像它党章里写的那样的一个党。如果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苏联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我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连俄罗斯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于苏共的垮台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应该高兴呢，该难过呢还是不该难过，我觉得我们连一点判断的基础都没有。不了解情况就下结论，是不谨慎的，是会闹笑话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还有苏联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这符合辨正唯物主义吗？目前俄罗斯从历史上讲是进步了、解放了呢？还是俄罗斯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人民又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了呢？反正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怎么办呢？能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力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

    至于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红军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他的对手是外国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英雄吗？是男儿吗？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对于下达开枪镇压百姓的命令，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会后我听说，政变集团曾命令克格勃抓捕叶利钦，但是有几万苏联人民自动拿着铁锹洋镐保卫叶利钦，克格勃当场还打死了民众，但苏联群众并没有后退，没有害怕，没有散去。苏联有的是男儿，关键是男儿站在哪一边。我心情也挺沉重。）一个执政党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继续下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疏一种是堵，如果说的更加具体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是坚决镇压，不许说话，不许讨论，不许有不同意见，更不许有尖锐的意见。如果更进一步说不管谁要反对我就开坦克来跟他干，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顺应民意，把真相都告诉大家，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象蒋经国在台湾，反省对2.28起义的镇压，反省戒严，反省特务恐怖统治，求得反对派和台湾人民的谅解，选下后再选上来。象南非总统曼德拉对白人种族主义都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仇杀，没有清算，大家结束过去的不幸，共同创造了南非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正确明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能不能有一个自由讨论的气氛，能不能让大家知道真象，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如果说连这一步都没有，大家什么真象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该保卫还是不该保卫，该保卫谁还是不该保卫谁呢。这样只能产生义和团，只能对我们中华民族造成再一次的灾难。

    另外还有网上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是谁否定了前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什么问题。我们这一代是跟共和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还都没有忘记。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文革。我想大家都不应该忘记，毛主席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在共产党内，与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而且在很多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要夺权，所以要搞文革。例如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人民解放军是以彭得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以后罗瑞卿又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多可怕。我们的教育，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中学革命小将为了彻底否定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死了卞仲耘校长、沙坪校长等，但她们是38年打鬼子的英雄。大学的小将打死了彭康，李达，但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和一大建党的老革命。另外共青团是修到家了，是全民团。外交部是三和一少，中联部是三降一灭，全体中央委员一大半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所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被造反派夺了权，例如王洪文、陈阿大夺了陈丕显为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权，王效禹夺了谭启龙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权，等等。全部夺权夺完了，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打倒了、彻底否定了，这才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遍红。为此还出了纪念邮票，听说现在一枚邮票还价值连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开始的拨乱反正，彻底为并不存在的所谓刘、邓黑司令部平了反，为刘、邓、陶平了反，为彭、罗、路、杨平了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平了反，为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将领平了反，彻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

    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

    再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上次在一个小范围的餐会上我也没准备，我就乱讲了几句。我就觉得，现在的领导人都比我还小，那会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我只上到高中，习总跟我妹妹一样大，只上到初一。可能有人会说，你爸不也就初一的学历，不是干的也不错吗。但是我爸这个人是非常爱看书的，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的爱好，就是爱看书就是爱学习，他虽然没有从科班上来，但是他从参加革命就没有断过学习。好在当时什么书都有，有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历史的，在读书学习中汲取营养。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书店除了毛主席选集，毛主席语录，甲种本，乙种本之外，其它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没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学什么呀。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你们不读书，上了陈伯达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了，大家还是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这才开出来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这会马克思的书才能摆上新华书店，还不是全部，还只是这可怜的六本书。所以你看文革期间连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这十年是空白，想学都没得学。我记的文革中批判一个走资派，他说，同学们不要再争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了，不要再争是政治上过得硬业务上过得去，还是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的硬。我跟同学们说业务学习耽误一年你十年都补不上，而政治学习耽误十年我一年就给你们补上。我印象太深了，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

    另外我反思我所念的十年书，是党的文化教育，是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一切的。例如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其它唯心主义就是不正确的，那么又有谁看过唯心主义的书籍呢？没有看过没研究过你又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还有我记得，中国遗传学之父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李景均，原来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兼系主任，当时在遗传界有苏联的米秋林之说和美国的摩尔根学说，但美国是帝国主义，所以基因学说也被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无奈这位教授只得去了美国继续学术研究，最终成了美国的遗传学泰斗。这不是很荒唐吗，我反思我们的教育拒绝了人类多少精华啊！另外党的文化教育，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科学对待，斥之为封、资、修，甚至在文革中把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全部砸烂，又批林、批孔，全面批判拒绝我们的传统文化。反正我是不喜欢，觉得很担心。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这个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就是咱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届一些成功校友聚会，校友当年都是北京的红卫兵，西纠等，一边是普世价值派，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后来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就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了，他把大家苦口婆心的话叫添乱。后来我们这个普世派同志（秦晓）就说，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没听见？听见了也还能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吗？官员同志（孔丹）就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普世（秦晓）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官员同志（孔丹）大怒说：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后来我们这个普世同志（秦晓）就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然后这校友（孔丹）就挂不住了，说我操你妈的……结果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

    我们想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在这会儿呢，就想起了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此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所以我的心情很沉重，谢谢大家。

    原载: 《五柳村》

刘士辉：郑酋午夫妇双双被以“非法经营”罪名刑拘，家属拒签字

刘士辉：郑酋午夫妇双双被以“非法经营”罪名刑拘，家属拒签字

   据郑酋午家人提供的最新消息，郑酋午夫妇都是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抓的，目前双双被羁押于文昌市看守所。另据悉，郑酋午家人拒绝在拘留通知书上签字。郑酋午妻子是5月31日被抓入文昌看守所的，以所谓“经营有问题”为借口（此前推测为“非法经营”罪名）；郑本人则是6月4日在杭州被6个海南国保抓回文昌的。

    郑酋午先生于1983年因计划筹组中国民主大同盟（这可能是中国大陆文革后最早尝试行使公民结社权利的第一批“吃螃蟹者”），被中共当局以“组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刑14年。郑老师坐满14年牢后出狱。出狱后矢志不移于宪政民主，所以屡受当局打压。三年前，郑老师在深圳一所私立高中教书，月薪8000余元，但是被深圳国保蓄意破坏，并将郑老师赶出深圳。这次被抓，是因为郑老师跨越6.4期间外出找工作，脱离了当地国保的视线，激怒了国保。进而对郑老师釜底抽薪，先抓了既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经营一个小店并有营业执照的郑酋午妻子；然后远赴杭州，将正在外地找工作的郑酋午先生抓回文昌看守所关押。

    另外，按照既往惯例，中共当局迫害良心人士很少会延及其家属。比如：刘晓波妻子刘霞，从未被治罪，充其量是进行非法的软禁。类似的案例很多。但是，郑酋午被政治迫害这一次，连他的妻子也不放过，实在是开创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请各位好心网友将此消息广泛转发国内外各个微博、推特、聊天群或者网络社区。您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对受迫害良心人士及家属的一种有力声援和支持。谢谢！

    现一并征集国内有公益爱心的志愿律师（维权律师）。哪位律师朋友愿意为郑酋午夫妇提供法律帮助的，请联系广州刘士辉，会适当支付律师费（含差旅费）。

刘士辉于2013年6月9日中午更正发布。

刘士辉电话： 13060684699

文章来源：博讯

   吕耿松：上苍叫我祭奠六四英烈（图）

——转帖者陈树庆注：这一天，八九（民主运动）、四二六（社论）、六四（屠杀）、二十四周年（纪念）都与吕耿松有关

                       文章来源：维权网

    刚刚过去的六月四日，是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一个“六·四”节，所以今年的六四特别紧张，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受到严密的控制，杭州也毫不例外。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受到监控，前门后门都有人看着，走一步也有协警跟着。到了五月底，控制就更加严格，协警轮流值班，昼夜看守。说来也巧，我大哥去年农历四月廿六去世，今年四月廿六是他的周年，而四月廿六正好是公历六月四日。所以，从五月中旬以来，我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摆脱监控，安全地回老家祭奠我大哥。

六月三日早晨6点不到，我走出大门，看见监视我的协警正在打瞌睡，我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到我妻子的值班室里。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还没有跟来，我确信他们没有发现我，心里有了底。

    经过提前一天的“侦察”，我断定监视者对我从大门出去不大注意，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从小门进出的，客人来也从小门进来，只要小门一开，监视我的人立即从坐位上站起，有时候是神经质地“跳将起来”。但是对我从大门出去，除非骑电瓶车出去，他们是不注意的，平时我确实很少从大门进出。早上跑步我是从大门跑出去的，但时间都是在六点半，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这也就在监视者那里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六月四日凌晨5点15分，我换了衣服，摘掉眼镜，背了个包，再次从打瞌睡的协警前面走过，然后拐弯进入弄堂，出了小区。到了车站，我就放心了，监视者再也找不到我了，也许他正在呼呼大睡呢。

    到老家后，我和我妹妹一起去买祭品。我妹妹说，还要给父亲买祭品。我说，不是给大哥做周年吗，怎么还给父亲买？妹妹说，父亲今年90岁，要给他做90岁冥寿。我这才想起，父亲是1989年去世的，到今年24年了，六四事件距今年也是24年。我眼睛一亮：“89”、“64”、“24”、“426”这几组数字竟是如此巧合地与我今天的祭奠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天意吗？我是个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不相信神仙、皇帝、主宰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似乎感到冥冥中上苍在安排，它叫我祭奠六四英烈。于是，我多买了一对红烛和一柱香，在为父兄点燃香烛的同时也为那些稍晚于我父亲进入天堂的英魂，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献出年轻生命的莘莘学子点燃了香和烛。香烟缭绕，烛光闪烁，我的心也在跳跃。父亲和哥哥是我最亲爱的人，六四英烈是我最敬爱的人。最亲爱的人和最敬爱的人能在同一时刻祭奠，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荣耀！

    上午9点50分，我妻子打我哥哥的电话（我的电话已关机）说，那些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找不到我，急得团团转，在不断问她我到哪儿去了。我说，不要理他们。下午3点半我刚下山，我妻子再次打电话来说，她被逼不过，说出了我在老家，他们（指国保和派出所）下午要接你。我说，不要告诉他们我的具体位置，我累极了，要回去睡觉。晚上我妻子又打电话来，说他们明天来接你。我正想从老家带一袋土豆回杭州，这正好为我省点力气，反正是共产党的车，不坐白不坐，就叫我妻子跟他们约个地点，我在约定的地点上车。

    六月五日早上8点，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翠苑派出所张所长、片警、国保三个人开着别克公务车到了临安市于潜镇我岳母门口，把我“接”回了杭州。在车上，我对张所长说：“张所长，你太关心我了，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张所长说：“我也没办法，骂都被上面骂死了！”我说：“还有人敢骂你？”张所长说：“骂我的人多哩。我起了个大早，现在还得赶回去开会。”

    到家后，我立即被协警前门后门各两个看起来。不久我妻子打电话叫我去值班室。原来，六月四日我“失踪”后，派出所当晚就重建了夜间巡逻队，巡逻队把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占去了。我妻子他们值班的地方只有两间一共不到五平方米的棚子，一间是站人的，一间是放东西的。巡逻队把放东西的那间占去了，而且还锁上了门。我妻子火了，把巡逻队的三只箱子扔出来。物业主任威胁我妻子，说要开除她，于是我妻子就去找社区书记和街道书记，叫我去代班。我去值班室时，两个协警也跟着去，坐在值班室前面看着我。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日夜不断地守着我，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习近平在会见奥巴马时，难道还好意思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吗？

         2013年6月7日星期五

戚惠民: 历史在这里流泪——纪念“六、四”惨案24周年

戚惠民: 历史在这里流泪

            —纪念“六、四”惨案24周年  

    前两天，我去拔了一颗牙齿，疼痛难忍，正是这次拔牙，才让我回想起几年前自己第一次拔牙的疼痛经历。还有当时自己暗暗下的决心--好好保护牙齿，再也不受这般疼痛折磨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的消逝，也就忘了当时“好好保护牙齿”的决心。“遗忘”是如此的自然。结果导致再一次经受更大的痛苦和折磨。用我们杭州老话来说，“吃苦不记苦，到头亦是苦”大概就是如此。

    那么，时隔24年的“六、四”惨案，也能像忘掉牙疼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遗忘”吗？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发生在24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国政府下令进行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当代史上不容迴避和抹杀不了的重大事件-----

    1989年6月4日，爆发于首都北京、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和理性施压运动，是一場規模空前、波澜壮阔的爭自由、要民主的运动。面对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中共当局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动用全副武裝的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事件。... 

     “六、四”运动在中共当局残酷、血腥的镇压下，平息了……

     如今，“六、四”惨案已过去24年，中共当局除了尽可能的让民众“遗忘”之外，还想用一些卑劣手段来“歪曲”“隐瞒”“六、四”真相，以此来逃避人民对其清算和惩罚。在此，我想借用一位历史学者的提示，把中共主要的一些卑劣手段公诸于世，望国人不为所蒙——

     “掩盖”，中共当局不许任何有損其声誉的事实和言论曝光、流传，他也不主动推销他想推销的一套說法，而是对所有有关“六、四”的论述，都一律禁止；这个做法，一直维持到现在，除了党的直属媒体偶尔提及之外，“六、四”及有关字眼，在內地传媒上彻底消失。这个头一阶段目的，是要让知道的人遺忘，让不知道的人继续不知、不觉。成绩是有的；“六、四”前后出生的一代大陆人，都不清楚、无从清楚这回事，很多甚至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在几个大城市以外广大地区的年轻人。

     “开脱”，这一步主要是在海外採取的。手法、说法有好几种，其一是「谅解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穷，不能乱，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样乱。特別是不能再像文革那样乱。中国沒有处理群众骚乱的经验，沒有橡皮子弹，沒有催泪弹，沒有水龙头。這些都要谅解。

     “设疑”，在“掩盖”“开脱”的基础上，在对“六、四”印象模糊、感觉钝化之后，各种怀疑论便出台了。沒有资料啊，尤其在海外，如何判断真相呢？于是，故意让一些或怯于权力、或出于忠心、或迷于利益的人士设疑，会不会是美国中情局幕后策划的呢？学生是否过激呢？“六、四”运动的領导为什么都逃到西方去呢？他們不是懦夫吗？为什么坦克压过之后的死者还有人形？死者是否解放军的多？大家要注意的是，這些怀疑论，都是有利于中共的怀疑；所有提出此等怀疑论的人，不会想到一點：如果中共不一直封锁真相或真相的调查，根本不必那么多的怀疑。

     “拨乱”，中共所谓的“拨乱”很大程度上都是不顾事实的“乱拨”。当国人， 遺忘得差不多了，怀疑得差不多了，便开始推出对“六、四”的“拨乱”。這也可以分两步走，先是“反思”。猜想无資料，空談无結果,不如反思“六、四”。反思“六、四”的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只要向前看，不要纠缠过去。这种反思的作用是扫除思想障碍，把路铺平。跟着，提出中共版六四事件真相。国家強大了，人民归顺了，外人都來朝贡了，走出这积极的一步也安全了，中共版真相內容一定很丰富，甚至还可大方讲出真正死亡人数，反正被杀死者愈多，往后愈具威摄力。走完這一步，中共撰写的“六、四”历史才算大功告成。

    我们说，对于历史重大事件，更长之痛，则是隐瞒，更深之痛，则是遗忘！

    尤其是对“六、四”这样的惨案的遗忘、歪曲和隐瞒，更是整个民族之痛！

    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戚惠民  2013、6、4   杭州

     文章来源：维权网

    又：今天，我和坚定的民主自由派人士范子良老先生一起绝食一天，以示“勿忘六、四”。12年前“六、四”这一天，我俩在狱中也没有忘记用绝食来纪念“六、四”惨案。

      转帖者陈树庆补充：中国民主党的徐光、谭凯等人在六四当天都举行了24小时绝食活动，我听徐光讲，此项活动自1989年来，他从未中断过，即使在受迫害的五年牢狱期间，直到有一天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才会考虑是否结束“六四绝食纪念活动”。

中国民主党，敢为民矛、甘为民盾，愿做志士铺路石！

                ——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十五周年纪

                            陈树庆

    在民主社会，政党通过大量艰苦的、日常的动员和组织活动，在人民与其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它们鼓励并引导公众的讨论，导致一切社会问题和冲突明朗化而便于和平理性的解决；它们使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主义者的影响变得温和，让彼此冲突的集团联合在一起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它们帮助办理选举，为选民找到候选人又为候选人找到选民。政党的存在与运作，不仅满足了人性深处的团体归属，是基于人的社会性本质而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也是人民掌握社会主权的一种有效手段、途径和平台，达到“政党和平相争，人民主权从中伸张”的民主共和态势。

    但在中国大陆，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6月下旬公开组党近十五年来，还没有起到上述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2010年9月下旬，我因民主党案被中共当局判刑坐牢四年出狱后，从民众欢迎我回家的问候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其中有奋笔疾书的作家、有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有维权上访群众，他们有当面、也有来电感谢我，我回绝说“我为民众维权和呼吁的事情做得不多，你们不少人，我过去甚至不相识，为何要谢我？我不敢当！”，他们有的说“包括你，还有小池（迟建伟）、小王（王富华）、小吴（任伟仁）等民主党人帮助杭州产业退休工人维权，我们老工人都不会忘记的”、有的说“你们民主党人吕耿松、邹巍帮助上访群众维权的案子数都数不过来”，但有一老阿姨的回答却让我深有感触，她说“正因为有你们民主党的存在，让中共当局最为顾忌，把主要镇压火力都吸引了过去，所以这几年来才大大减轻了一些写写的作家、各种宗教活动如家庭教会、老百姓上访维权的压力和损失，共产党政府怕民心倒向民主党，甚至还会对百姓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妥协。实际上你们只要存在，即使不直接参与维权，也在间接地起作用。民主党是百姓维权进攻的矛，保护所有人的一张无形大盾啊！”。此说法可能有所夸张，但更加坚定了我对于中国民主党的价值和信心，确是毋庸置疑的。

    但中国民主党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为行动准则捍卫人权、推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治，或者形象地说成“矛”和“盾”，并不容易！中国民主党人十几年来受到数不胜数的传唤、抄家、软禁、跟踪、以“监视居住”的名义长时间关禁闭、监控窃听等骚扰不算，仅浙江一地光为民主党案直接或间接判刑、劳教的先后就有： 1、王有才，（1998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11年；2、吴义龙，（1999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11年；3、朱虞夫，（1999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7年、（2007年起）被判妨碍公务罪2年，（2011年起）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7年；4、祝正明，（2000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10年；5、毛庆祥，（1999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8年；5、徐光，（1999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5年；7、叶友富，（1999年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年6个月；8、聂敏之，（2000年起）劳教1年；9、范子良，（2000年起）劳教3年；10、单称峰，（2000年起）劳教2年；11、（2000年起）戚惠民，劳教1年；12、谭凯，（2006年起）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1年6个月；13、严正学，（2006年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3年；14、力虹（张建红），（2006年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6年；15，陈树庆，（2006年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16、迟建伟，（2006年起）因同情和帮助法轮功学院传播真相被判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3年；17，吕耿松，（2007年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4年；18、王荣清，（2008年起）颠覆国家政权罪6年,；19，陈开频，2008年6月7日在杭州大厦挂“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独裁必腐败，专制丧人心”、“六四是中华之耻人类之痛” 巨幅标语，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罪被判2年；20，薛明凯，（2011年起）因代表浙江民主党参与乐清钱云会事件的真相调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被判刑，刑期4年。浙江先后20人23次累计判刑或劳教超过百年，而全国（大陆）据不完全统计有近200百多位民主党人受政治迫害累计刑期或劳教超千年。

    中国民主党“为民之矛，为民之盾”，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大陆目前的人权状况，还要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先贤宋教仁先生曾说过，“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所谓政党政治，是“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

    有两党或多党依法和平有序的竞争，是现代文明国家实现民主法治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如今的中国大陆，中共一党独大（做人要有人格，立国要有国格，那些跪在共产党面前没有党格的“花瓶党”不值一提）并凌驾于法律和民权之上的所谓领导权，是权贵垄断特权既得利益通过执政党绑架国家和政府的“中国特色”，是一切政治腐败与社会堕落的总根源，尤其需要法律的规制、需要来之民间的监督。除了社会舆论，在野党（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制衡无疑是民间监督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之一。中国民主党不仅是一个有时代担当的政党，她还是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任何一位有志于捍卫人权、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仁人志士到这个平台上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我们民主党的老战士，不仅将一如既往地敢为民矛、甘为民盾，也必定敞开胸怀愿做志士铺路石！

            陈树庆

     2013年5月28日完稿于杭州

注：本文为原稿，完稿当日投稿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经该刊编辑修改变得“更具锋芒”后以《敢为民矛、甘为民盾，愿做志士铺路石》为题，于《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6期（2013年5月31日—6月13日）首发（发表）。